中国医疗问题

来自：佐伊 | 2021-10-29 09:43:41

医疗问题已经成为国民心中永恒的伤痛。老百姓有病看病，是一种不情愿、但又不得不的特殊消费。消费多少不是由患者自己决定的，而是由医生视病情决定。尤其当经济条件难以承受时，底层人民的痛苦就成为全社会共同心声。

一、医疗产业化的概念

如果说世界上真的存在普世价值，那么人生来无论贫富贵贱，都应该平等的享受居住、医疗和受教育的权利。医疗是一种服务于全民身体健康的公共事业，本不应该是一个赚钱的行业，但在一切“向钱看”的市场经济大潮下，医疗转变为以谋取利润为目标，一些医生，特别是莆某系的医生，从白衣天使变成了拿着手术刀的强盗。

（一）什么是医疗产业化

要明白医疗产业化（或称医疗市场化）的概念，首先要理解什么是资本。资本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利润生产为目的的一种社会运动，简而言之，可以用以下形式进行表示：

货币资本通过商品市场购买机器、原材料和劳动力商品，转化成为商品资本；进而转化成为生产资本，生产新的商品；形成新的商品资本后，再拿到商品市场上进行出售；最后变成新的货币资本，完成资本循环过程。

资本的目的就是不断增值，所谓的医疗产业化就是资本将医疗事业作为自身增值的工具，成为一项财源滚滚的大“产业”，医护人员变成了资本召唤的推磨鬼，而病人就变成了“医疗商品”的消费者。医疗本不是一项产业，每个国民生病都应得到良好的医治，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公益事业，不应因为贫富贵贱，富人生病能得到很好医治，穷人生病就要等死。但在“一切向钱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少数既得利益者将医疗变成了高利润的行业。老百姓不可能每次都对自己的病了如指掌，即便是医生也只是了解自己分科领域的疾病，也不可能通晓全部的疾病，生某种病就要依靠该领域的专业医生给出治疗意见，普通人跟医生完全处于不对等的地位上。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等的地位，医生让病人做什么检查、吃什么药，病人就会去做检查、吃药，医生不可置疑的权威地位成就了医疗行业的暴利。

（二）市场化的几个阶段

由公益事业到市场化，由免费到高收费，医改经过了三个重要步骤。

起步阶段。1985年可谓是医改元年，核心思想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主要内容有：第一，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第二，开展有偿业余服务；第三，进一步调整医疗卫生服务收费标准；第四，卫生预防保健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其中特别强调“给予卫生产业企业三年免税政策，积极发展卫生产业”。卫生领域不可避免地受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政府直接投入逐步减少，市场化逐步进入到医疗机构。

发展阶段。1992年春，总设计师南方讲话后，医改进入市场化阶段。1992年9月，卫生部提出的“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精神，卫生部门工作会议中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这项政策刺激了医院创收，弥补收入不足，同时，也影响了医疗机构公益性的发挥，酿成“看病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后患。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演进，政府卫生投入绝对额逐年增多，但是政府投入占总的卫生费用的比重却在下降，政府的投入不足，再加上卫生政策失当，在2000年之前就有一些地方开始公开拍卖、出售乡镇卫生院和地方的国有医院。2000年以后，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逐渐淡化，看病贵等问题突出表现出来，各类医患矛盾层出不穷。

徘徊阶段。2003年，直接暴露出了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客观上影响和推动了卫生体制的改革，医改进入徘徊时期。2005年7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的最新医改研究报告，通过对历年医改的总结反思，认为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这份报告让2005年成为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的起点。2009年，国务院公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承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认为医改商业化导致公众卫生支出大幅增长，城乡和区域医疗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把关闭、破产企业和困难企业职工、大学生、非公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城镇职工或居民医保范围，力争向民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医疗卫生服务。这一阶段上，围绕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不断争论，但医疗市场化的本质没有变，作为生产利润的大户，医疗产业已经迅速向“支柱产业”迈进。

2012年全国卫生费用达到2.9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5.6%，其中个人卫生支出达到约1万亿元。从2005-2012年，全国卫生费用年均增速达到18.8%（相当于每4年翻一番），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和人民群众收入增长速度。

（三）医疗费用产业链

医疗费用中，利润占很大一部分，成本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医药行业的利润率远高于其他行业。以2006年典型处方药为例（见图1），处方药生产成本仅占给病人的最终零售价的约10%，其余利润分配链条中，生产商利润10%，批发商利润30%，处方医生灰色收入和医院利润等占50%。

医改之后，这种情况依然如故。2010年8月，一位小伙子给老婆看病，到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开了两瓶止痒洗液，每瓶（200ml）价格29.2元（市场零售价更高，每瓶53元），这个小伙子比较认真，就想知道药品出厂价到底是多少，于是假装以医药公司代理的身份跟医药代理商联系，得知代理商给医药公司的出价是每瓶6.8元（其中包括生产商利润），仅为市场零售价格的13%。到2010年，我国先后24次下调药品价格，但日常生活中“天价药”仍层出不穷，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披露，出厂价仅15.5元的芦笋片，经过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医生等环节，最后到达患者手中时价格涨到了令人咋舌的213元，利润率高达1300%。

2011年一位医药代表（销售商）透露，自己主攻一家大医院几个科室的副主任医师以上级别的医生，他与这些医生都是单线联系，送钱不收的“尴尬情况”他至今还没有碰到过。抗生素的零售价与成本价相差悬殊，“比如一种零售价68元的药，其中的26元是给医生的，8元是医药代表的提成。”除去药厂、代理商、医院的利润，药品的成本不到零售价的1/10。抗生素类药物医生的回扣比例大致在25%—30%之间，其中，注射类抗生素提成大致为25%-30%，口服抗生素提成大致为15%-20%。2013年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一支抗生素出厂价20元，卖到病人手中，零售价为115元，其中医院系统回扣比例最大，10年前医生只拿10%的回扣，现在普遍标准至少30%，河北甚至达到50%。相比之下，生产企业利润不高，一支20元的药卖出去也就赚几块钱。2014年，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每安装一个支架，医生的导管材料回扣高达15-18%。心脏支架暴利甚至超过贩毒。除了“返现”之外，回扣的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医药代表也会投医生所好，比如帮助发表论文，出国学术交流等等，而往往这些方式比直接送钱更有利于培养感情。

在各类药品中，可替代性越强的药品回扣比例越高，最典型的是抗生素，绝大多数已过专利保护期，生产制造比较成熟，可替代性极强，这类药回扣往往是最高的，甚至有药企50%的销售用来支付回扣。某款外资抗生素一年销量额5亿-6亿元，回扣就高达2亿-3亿。很多肿瘤药可替代性较低，在某一类病症上只有寥寥可数的选择，甚至只有唯一选择，因此医院回扣的比例不高（大头是生产研发的专利费，也是暴利），但该类药品价格昂贵，一年需要10万-20万元的费用，回扣金额也相当可观，至少有1万-2万的费用。还有一些慢性病药物，药品可替代性比抗肿瘤药较强，回扣比例比抗肿瘤药略高，比如心血管领域的几种药物，病人需要天天吃，很多可由医保报销，每年的销售量也不是小数目，加上患者基数大，回扣数额甚至可能超过抗肿瘤药。立普妥一盒7粒，总价70块钱左右，回扣在10-15元左右。一个病人每月大概需花费300元，也就是说，每个病人每个月大概能给医院提供70多元的回扣。2012年立普妥在中国销售超过10亿，这意味着回扣也超过2亿。

（四）医院层级体系

医院可以拿的回扣很高，那么是不是所有医护人员都赚得盆丰钵满、富得流油呢？不是的，医疗行业里跟工厂里也类似，少部分人富、大多数人穷。能够拿到药品回扣的只是那些能开药的医生，只占医院总人数的15％-20％左右。医疗行业内基本有一个“金标准”就是10％，只要医生开出一百块钱的药，他就至少拿十块钱回扣。曾经曝光杭州省级医院一个副主任医生，三年拿五万药扣被吊销执照半年，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个良医，是个替罪羊而已。一个省级医院的专家一个月拿两三万药扣根本不稀奇，现在一个县级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一年都可以拿到十万到二十万的药品回扣。药品经销商需要到医院打通方方面面的环节，比如一层一层的药品准入机构、院长、药剂科主任等，经销商将面对药事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一般包括院长、副院长、药房主任、科室主任等），药品能否进入医院需要药事委员会的批准，“每个人都需要打点好。”对一些同质化竞争激烈的品种，在价格、疗效、质量接近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做好医院工作。一名医药代表就透露，他曾先后向某三甲医院院长赠送80万元，但最终还是没能让代理产品进入该医院。除了开方医生外，还有药品采购人员、统方员都需要打点。

医院还有一大批的医技、护理、行政、后勤等工作人员，他们是医院的主体，他们每天从早忙到晚。再加上有些医德较差的医生为了追求最大限度药扣，力求多开药，本来不检查的去检查，本来不用输液的也输液，检查和输液的活都是普通医技、护理去干，把他们搞得劳累不堪。即便这样，他们的收入也非常微薄，目前北京市医技人员平均工资仅为3000多元，应届毕业生工资甚至仅为2000元上下。几乎所有去过公立医院的人都有感觉，挂号收费、药房、做检查的、护士这些人全部冷若冰霜，总好像欠他们钱一样拉着个脸。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自从国家实行了全面医保，很多病人能看病了，全部涌到了医院，普通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增加了五到十倍。但国家又大幅度的降低医院的利润，医院是实行自负盈亏的主体，是按资本原则办事的，政府是不给医院拨款的，在利润增长有限的情况下，普通医护人员工资不可能太快增长。医院里劳动强度上去了，但普通医护人员收入却还是十几年前的水平，而且他们直接跟患者打交道，承担着很高的风险，一旦有什么医疗事故、纠纷，他们都是直接的受害者。

也就是说，医院里阶级结构如下：最顶层是院长、科室主任，相当于资本家，每个病人看病买药都算入他们的业绩，他们都能“利益均沾”；其次是能开药的医生，主要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等人，他们合法收入也不高，所以要不顾良心拼命追求药扣，单拿药品回扣，每月就有万元以上收入；底层是医技、护理等工作人员，占医护工作者的80%以上，他们也是无产者的一部分，终日劳累不堪，收入仅能糊口，维持自己简单劳动力的再生产。

二、医疗产业化的恶果

医疗产业化带来了哪些恶果呢？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看病贵，穷人有病无法及时医治；二是过度医疗，滥用药物增加了健康隐患；三是医患矛盾紧张，打医杀医纠纷不断。

（一）看病贵

看病贵到何种程度？湖北咸丰县一位67岁的老人潘启厚，患恶性肿瘤3年，久治不愈。潘启厚的小儿子已于2011年患肝病去世，家中接二连三的灾难已花光6万元积蓄，并欠债14万元。为了节约费用供两个孙子读书而放弃治疗，用自己唯一能够帮助这个家庭的方式选择离去——黎明前，就着白酒，喝下农药，自杀身亡。

保定市农民郑艳良臀部和大腿剧痛，无法走路，在家人陪伴下，他辗转村卫生室、保定市和北京的医院，最终，在北京301医院，他被诊断为双下肢动脉血栓。“医院说，要治的话，一次性支付30万押金，后续治疗估计要百万”，郑艳良当场就放弃，他没钱。几个月后，腿逐渐变黑腐烂，甚至爬出了蛆虫，于是郑艳良开始自己动手。他用毛巾包裹上痒痒乐，塞进嘴里，拿钢锯在骨头上来回拉动，钢锯断了，他用剩下的一半继续拉。他咬掉了一颗牙，但已无暇理会。由于这件事的社会影响很大，郑艳良最后免费到保定市第二医院完成手术，成为一个幸运的例外。大多数农民没有他这样好运，一位搜狐网友写道：“这让我想起家乡的几个病人，一个中年张姓，摔断腰后知道治不好，成为家人累赘，就绝食而死；另一个老年安姓，半老年，不知何病，也知道治疗是白花钱，绝食而死；一位南姓，哑巴，半老年，得病后知道治不好，绝食而死。另外一位梁姓老人，摔坏骨盆，以为必死，就绝食，却受不了，又吃饭，躺了几个月，自然痊愈，现在还在干农活，已经十年了。”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一人得病，几代受穷”，很多农村重症患者为了保全家庭，都会选择回家等死，在医院耗着也是浪费钱。

看病贵的必然结果，就是穷人、尤其是农民看不起病。在农村，有着许多像潘启厚一样的抗疾病风险能力脆弱的贫困家庭，他们在重病侵袭下无任何反抗能力。大部分家庭如果遭遇了一场大病，结果必然会导致贫困。偏远农村地区农民群体面对着“小病拖大、大病等死”的现实，游离于医疗保障之外，仍处于“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的艰难处境之中。

近年来，国家在大力发展农村合作医疗，逐年加大投入，是否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看不起病的局面呢？基本没有改变。在恩施，农村新农合医疗在乡镇级医疗机构报销比例达到了75%，但离开本级保障区域，到县、市医院后报销比例将降为50%左右，到省级医疗机构看病比例又降为30%到40%。农民得了小病一般不去医院，得了大病乡镇医疗机构看不了，只能去县城或者市医院看病。早在2007年，锯腿农民郑艳良就已经参加新农合医保，每年交10元钱，一年内生病住院可按比例报销门诊和住院费。郑艳良患病后，如果入院治疗，可以享受医保给予的部分救助，但根据政策和相关手术费用，郑家仍需自付7万元。对于这个年收入仅1万多元的家庭，这仍是个天文数字。一位50多岁的村民说：“我们这里人最近这几年得的病，一般都是大病，县医院都无能为力，只能到市级医院去看，几乎全是自费。而动不动十多万，几十万的医药费，远远超出了当地人的承受能力。”咸丰县卫生局一位从事新农合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说：“普通疾病患者通常在本乡镇和本县医院就能治愈，但遇到大病后需要转院，还需要用很多特效药，这些药物价格贵得吓人，通常都不在新农合报销范围之中，需要自费。而这，也成了当地人因病返贫的最大原因。”对于大多数山区农民，连去北京的路费和食宿费都是一笔大数目，更不要说医药费了。

（二）过度医疗

暴利驱使之下，一些医疗机构采取了过度医疗。例如心血管疾病，心脏支架暴利堪比贩毒，光医生导管材料回扣就占15%-18%，“医院需要创收，病人装一个心脏支架通常需要花费2万元至3万元。有时一个手术需要使用两三个支架，而且除了支架外，手术还需要其他的耗材，加上住院费和后期的药物治疗费用，这样一台心脏支架手术给医院带来的收入可达10万元。”“耗材进入医院后通常加价比例在10%至15%，有的医院的加价比例甚至超过15%。”“平均按照一台手术安装3个心脏支架算，这样一台手术给医院带来的利润就有2万元。”于是该装不该装的，通通装上支架，甚至不惜将病人的血管变成“钢铁长城”。2011年全国基地医院筛查出的血管狭窄率在70%的病例中，搭桥手术治疗和介入支架治疗的比例为1∶4，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为9∶1，国内心脏支架的滥用程度可见一斑。一些医院把它当作了经济增长点、摇钱树，甚至出现医院之间“单纯攀比手术数量”的现象，“一个医院能不能通过三甲医院评审，做了多少例介入手术是一个标志性指标，像GDP一样。”一位老者在自己的博客上控诉自己的亲身遭遇：他的冠状动脉左前降支狭窄了50%，通过药物治疗就可取得较好效果，可医院却以病情“非常危险”为由，迅速为其安装了2个心脏支架。“有些患者并不符合介入治疗的适应症，却被置入一个甚至多个心脏支架。”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大医院心血管医生说。

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心脏介入手术增速惊人。2000年，我国的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2万例，到2009年增长到23万例，到2011年激增至40.8万例，比世纪初增长了20倍!虽然这个数字的增长和我国心血管病人数量的急剧增长有关。对此，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会长胡大一说： “我国滥用心脏支架问题并不比美国乐观。国外，很少有病人需要3个以上支架，可国内，不少病人被放了5-10个支架，这是明显的过度医疗。”“根据现在的统计资料，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谱!”“心脏支架虽是一次性的，但放进不该放的支架，却是终身性的，它给患者带来的精神压力、药物副作用、进行其他手术时的不便，不会随时间而消失。”我国目前用的心脏支架几乎都是药物支架，与裸支架相比，不仅价格更高，安放后更要吃一年的氯吡格雷，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对抗血栓，这两种药物会刺激胃肠道，还会带来出血风险。还有一部分患者放入支架后，会觉得心脏局部不舒服，一年后才能适应。一些患者需要“回炉”，他们有些并不符合介入治疗的适应症，却被置入一个甚至多个支架，由于术后未按时服药，出现血栓，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死。

前几年“三素一汤”在医院畅行其道。三素就是抗生素、维生素、激素，一汤就是挂吊瓶。“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中国早已被颠覆。《南方周末》报道，2009年中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据卫生部统计，中国68.9%的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药物，平均100个患者1天消耗80.1人份的抗菌药物，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平均值的一倍多。高额回扣让医生铤而走险，全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致39万人死亡，其中约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保守估计每年最少有10万人输液后丧命.

2009年，一位天津医科大学肿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到山东省某三甲医院肿瘤科当医生。他的心路历程很有代表性，他写的帖子揭露出来的问题令人触目惊心，题目是《一位年轻医生的自述：癌症病人到医院就是唐僧肉》。2009年他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到山东省某三甲医院肿瘤科当医生，11月底肿瘤科发奖金时，平均一个人才2000多元。主任关上门给我们开了个秘密会议：“咱们医院实行的是绩效考核，收人减去成本再乘以提成的百分比，才是科室的奖金。”“不需要我多解释了吧？你们用几元钱的便宜药，那是你们的自由，不过，你不能把自己当成菩萨下凡，让大家陪你喝西北风。”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一个胃癌晚期病人，癌细胞已经腹膜转移。可还是被转到普外科做了手术，术后又转到肿瘤科化疗，放疗科放疗，中药科喝中药，如此折腾3个月，病人就死了。他曾偷偷调出病人的影像资料，一看就发现没有手术指征。

（三）医H矛盾愈演愈烈

据调查统计，自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我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22.9%。2003年—2012年，全国共发生恶性暴力伤医事件40起，且都造成医务人员功能障碍、残疾、死亡等严重后果。2013年，被媒体报道的伤医案件有近30起。另据中国医师协会对2013年10月份的暴力伤医事件统计：2013年10月17日至27日，短短10天，全国就发生6起患者伤医事件，多位医护人员重伤甚至死亡。同仁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王向东医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频繁发生的伤医案件，几乎让医生人人自危。

现在医生的处境令人感叹，在向钱看的医疗体制下，各种矛盾像“三棱镜”一样全部聚焦在医生身上，上层不满意，下层也不满意，使他们充当了医疗产业化的牺牲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胡大一很婉转的说：“医学离人文和服务对象渐行渐远……表面上伤害的是患者，实际上最大的受害者却是医生，最终将失去患者、社会对他们的信任。”实际上，市场经济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向兰越峰那样敢于直言、挑战整个体制的医生越来越少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很多医生早已不是白衣天使，又怎能单方面抱怨病人的不理解？

三、从免费医疗到医疗产业化

（一）前30年医疗体制特点

建国前，农民和工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处于最弱势，传染病、寄生虫疾病、营养不良性疾病在工农群体中肆虐。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新中国把工人、农民、士兵作为最重要的服务对象。同时还强调预防为主，而不是治疗为主。为了保证这些运动能取得成效，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了以预防为主的基层组织。在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地区建立起传染病预防中心或防疫站，这些防疫站同生产队卫生站、公社卫生院以及其他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相互紧密配合，成功的执行了公共卫生计划，发动了公共卫生运动。

尽管在国家建立之初就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实行爱国卫生运动，但针对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直到1965年才算真正建立起来。在50年代培养的医疗工作者都集中在城市里面，兴建的医疗卫生设施也集中在市区中，卫生部的资源也大部分用到城市里面。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农村中西医不仅按人口平均的比例大大低于城市，而且多数人的技术水平很低。在经费使用上，全国卫生事业费9亿3千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亿8千余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2亿5千余万元，占27%。当时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5%，这就是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

毛主席著名的1965年“6.26”指示开始严厉的批评卫生部的城市偏向，并指出了新的以农村为主体的指导方针。毛主席讲：“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毛的指示激发大量城市医疗卫生工作者开展“下乡”运动，一些城市医院多达1/3的医务人员到农村工作锻炼。这些医务人员通常在流动医疗小组中，花费半年到一年时间在农村提供医疗和疾病预防服务。在巡回医疗中大批医务工作者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看病治疗。很多知名的专家也纷纷下乡，在为群众看病的同时，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培训出的“赤脚医生”成为了为农民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到1975年底，全国有赤脚医生150多万，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全国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有十几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

在合作医疗体系建立之前，农民看病必须自己掏钱支付医疗费用。农业合作化之后，这种个体支付方法同集体经济之间越来越不协调。从60年代到70年代，合作医疗制度取得长足发展，到1976年为止，大约93％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公社福利基金和公社成员缴费是合作医疗体系的两大资金来源。在不同的人民公社当中，集体基金的比例也各不相同，从30％到90％不等，平均水准大约为50％。每年公社成员从自己的收入中提取0.5％～2％，缴纳给合作医疗体系。合作医疗体系提供卫生教育、家庭生育计划、预防注射、传染病监测及报告和其他预防性的服务，同时备有基本的医疗设备和药物。

赤脚医生是合作医疗体系的核心人员。1966年后，赤脚医生数量引人注目的大幅增加，到1978年，中国农村大约活跃着180万赤脚医生，平均在每个生产大队中有3个赤脚医生。每个生产队都会选拔他们自己的赤脚医生。最重要的标准是被选拔的人大公无私，愿意“为人民服务”。其他标准，比如教育程度、年龄和个人兴趣是比较次要的。赤脚医生的工作内容包括预防性的工作，例如健康教育、卫生防疫、环境卫生、急救、公共卫生运动，以及为一般病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等。赤脚医生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谁患有什么病症、什么季节会复发了若指掌，比从城市来的西医更了解实际情况。作为农民，赤脚医生同他的病人有同样的阶级地位，比那些来自其他地方技术高超的医师有更强烈的为本阶级成员奉献一生的愿望。半农半医的工作方式缩小了医护工作中的脑体差距，阻止了脱离群众的精英医师的出现，而在西方模式中，这种精英医师大量存在，社会地位都是明显高人一等的。

（二）前30年医疗体制的伟大功绩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生巨变，缺医少药的局面得到改观。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减。平均寿命从1949年左右的35岁增加到了80年代早期的70岁。出生婴儿死亡率也从1950年估计的约千分之二百五十减少到1981年的低于千分之五十。1980年，中国的平均寿命高于很多收入水准比中国高的国家。1960到1980年人民平均寿命的增长幅度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其他国家。

合作医疗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并被作为“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推广。世界卫生组织有感于这样伟大的成就，在1978年召开的、著名的阿马阿塔（Alma Ata）会议上，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推崇为世界范围内基层卫生推动计划的模范。

四、结语

事实上，这一次全球YQ中，医疗系统私有化的弊端暴露无遗。那么，除了私有化的医疗，还有没有其他方案呢？

《人民日报》海外记者站调查发现，古巴任何国民在看病时均无需缴纳任何挂号费、医药费、手术费等各种费用。由于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的制度，古巴的国民健康状况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2007年古巴男女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78岁和80岁，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5‰、6‰和7‰（2011年中国分别为7.8‰、12.1‰、15.6‰），各项指标均达到最发达国家的水平。古巴的这一系列公共健康数据全部优于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2007年，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7.99岁，比古巴低0.27岁；新生婴儿死亡率为6‰，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7.6‰，均高于古巴。更令美国人羡慕的是，古巴用低成本取得了高效率。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古巴的人均医疗支出成本却还不到美国的1/20。而直到前几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还在为其全民医保计划与共和党苦苦争斗。

古巴实行看病住院吃饭全免费。三级医疗体制覆盖整个古巴，一般市(县)以下的小医院和综合诊所为初级医疗网，各省会和重要城市的中心医院为二级医疗网，首都的全国性医院属三级医疗网。古巴不断完善“社区医疗模式”，一个家庭医生接受指派，到一个指定的社区负责照料120个家庭。在通常情况下，病人首先去找这名指定的家庭医生。古巴现有14708家社区医疗站和498家综合门诊部，构成了其初级医疗体系。通常情况下，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古巴人都是在社区医院治疗。只有在需要的情况下，他们才被自己的家庭医生指引去第二级医院或者第三级医院接受专门治疗。由于大部分病人在前两级医疗机构已经分流和治愈，无需到大医院治疗，因此古巴的大医院从来不会出现中国医院人头涌动的景象，病房中甚至经常都有些床位是空的。候诊大厅整洁安静，候诊病人不多，也不用挂号，直接去接待处即可。古巴医院里也没有在中国医院里常见的划价处和收费处，小到检查视力，大到核磁共振、超声波等，都是免费的。如需住院治疗，不仅治疗费、手术费和药费不用出，而且病床和饮食也是免费的。古巴人没有给医生“送红包”的现象，也没有“号贩子”现象。古巴人一提到医生，就觉得很亲切：“医生就像朋友，我们很愿意和医生聊家常。”

所以，你问我医疗贵不贵，我觉得贵。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医疗不应该是一个产业，而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就像古巴一样。

医疗产业化是当前中国医疗问题的总根源。只要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穷人看不起病的问题也无法解决，过度医疗的现象不会消失，医患矛盾也将愈演愈烈。